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修武）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是唐朝中期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其著作被编为《韩昌黎集》。
耿介危言 因文荣辱
韩愈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一个普通的官宦家庭，父亲韩仲卿在他3岁时去世，长兄韩会与嫂郑氏将其抚养长大。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18岁的韩愈独自前往长安，游学京师并参加科举考试，然而此行并不顺利。当时的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吏治败坏，科举尚未采取糊名制，考官可以看到考生的姓名，因此，从贞元三年至五年，没有背景的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告失败。贞元七年（公元791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考试，被时任主考官、有举贤任能之名的陆贽赏识，终于登进士第。
但是，考中进士只是取得了进入仕途的资格，必须再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获得官职。为了入仕，韩愈次年参加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但遭遇失败。接着，他又连续两次参加考试，仍旧未能中选。其间，韩愈三次给宰相上书，自我推荐，均未得到回复。苦于空有一身才华却得不到施展，他写下千古名篇《马说》，抒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叹，并无奈地离开住了近十年的京师长安，前往东都洛阳。直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韩愈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才通过铨选，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后又多次辗转中央和地方为官。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韩愈被晋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关中地区大旱，他在查访中发现灾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而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隐瞒实情，对上谎报关中粮食充足，对下继续强征赋税。韩愈为民请命，上奏《论天旱人饥状》，陈述实情。没想到，此举不但没有引起朝廷重视，反遭李实等谗害，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一年多后，唐顺宗即位，韩愈被任命为江陵法曹参军。不久，由于得罪了宦官，又被调为河南（洛阳）县令。在任职期间，韩愈发现藩镇武将暗中蓄养士兵并窝藏逃犯，图谋不轨，决意揭发这些官员的违法行为。迫于韩愈一向耿直、直言敢谏，不法官员们惧怕他，也便有所收敛。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韩愈感叹仕途多磨难，便以自嘲的方式创作了《进学解》，写出常被后人当作座右铭的名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当时的宰相看到这篇文章，十分同情他，认为其有修史的才识，便调他负责史书编撰工作。后来，韩愈又被晋升为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
正当仕途顺风顺水时，一场因谏言而起的风波又骤然而至。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唐宪宗派遣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许多达官贵人都盲目追随，一时间长安城内信佛礼佛之风盛行。韩愈看到迎佛骨劳民伤财、民怨积多，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言辞激烈地陈述其危害，阐明奉迎佛骨不仅有违先王之道，还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应将佛骨这个蛊惑人心的“朽秽之物”“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宪宗览奏后震怒，要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大臣极力劝谏，皇亲国戚们也为其说情，韩愈才免逃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造福一方 平定藩乱
被贬潮州后，本着“上报国家，下泽黎民”的理念，韩愈关心农桑、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将中原先进文化带到相对落后的岭南地区，为当地民众做了很多好事，“驱逐鳄鱼”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潮州地区鳄鱼成灾，韩愈亲自撰写《祭鳄鱼文》并发动群众数次围剿，解决了常年困扰百姓的鳄鱼伤民问题，赢得百姓信任。
与此同时，韩愈为获得宪宗原谅，上奏为自己辩白。宪宗其实也是了解韩愈的，看完奏表后，便对宰相说道：“我昨天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想起他劝谏我不要迎佛骨之事，他是真的爱护我的，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很快，韩愈得到宪宗的赦免，迁任袁州刺史。抵达袁州时，宪宗已经去世，穆宗即位。同年九月，穆宗召韩愈入朝任国子祭酒，韩愈由此获得重返中央朝廷的机会。那年冬天，他终于又回到了长安。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当时，成德军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杀害新任上司节度使田弘正，又遣人杀冀州刺史，占据冀州，并派兵围困深州，将新任命的深冀节度使牛元翼困在城中，以此要挟朝廷正式授予他节度使之职，河北地区陷入混乱。朝廷震骇，派裴度等人带兵征讨，但直到第二年二月都没有结果。穆宗无奈，只得承认王廷凑的节度使身份，并任命韩愈作为宣慰使前往镇州进行安抚，希望能够劝说王廷凑解除对深州的包围，放出牛元翼。
当年颜真卿正是去劝降叛乱的李希烈而被杀害的。如今，王廷凑穷凶极恶、杀人如麻，且成德军中秩序大乱，主帅不能控制悍兵强将，作为宣慰使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不测。因此，韩愈即将出发时，文武百官都替他的安全担忧。元稹说：“韩愈可惜。”穆宗也有些后悔，下诏嘱咐韩愈见机行事，不一定要进入叛军军营。韩愈只留下了一句“止，君之仁。死，臣之义。岂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之理”，便毅然疾驰而去。
韩愈到镇州后，迎接他的是王廷凑及其麾下全副武装、严阵以待的将士们，到达驿馆后，将士们仍手执武器围在庭院中。见此情形，韩愈没有慌乱，从容应对。王廷凑对韩愈说：“军队之所以动乱不安，均是士卒所为，并非我的本意。”韩愈听后，大声驳斥道：“皇上认为你有将相之才，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想不到你竟然指挥不动这些士卒。”话还没说完，有一士卒手执武器上前几步道：“先太师（指王武俊）为国家击退反贼朱滔，如今他的血衣仍在这里。这样的军队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当作叛贼？”韩愈答道：“我还以为你忘记了先太师的功劳与忠诚，还能记得就好。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便得到了加官晋爵，因此，由叛逆转为富贵，难道很远吗？”接着，韩愈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朱泚、吴元济、李师道等叛将为例劝说众将士，坚持割据叛乱不会有好的下场，只有归顺朝廷才是长远之计。王廷凑害怕众人被韩愈说服，吓得赶紧调转话头，问他此行的目的究竟为何。韩愈表示朝廷希望他能够解除对深州的围困，释放牛元翼。王廷凑答应了韩愈的要求并设宴款待。随后，牛元翼突围而出，王廷凑也没有派兵追赶，河北的困局得以平息。一场风波，终因韩愈的忠勇而消弭。韩愈此次宣抚镇州，有力震慑了割据势力，缓解了当时藩镇的紧张局面，使得唐朝暂时恢复了安定。
圆满完成任务后，韩愈回朝，穆宗大喜，转任其为吏部侍郎，次年又将其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自此在仕途上，韩愈走到了人生巅峰。由于他耿直刚正，当时的官员们都害怕他，就连宫中的神策军将士都私下里相互告诫道：“韩愈连佛骨都敢烧，我们可不敢犯法，顶风而上啊。”
倡导古文 复兴儒学
韩愈不仅是一位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恪尽职守的正直人臣，还是辞章巨公、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他认为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与那些朝廷诏令、制诰王言一样都是抒情言志的重要途径。早在二十几岁时，韩愈就明确提出“修辞明道”的主张，表明要通过文章的写作来阐明儒家之道。他的作品不乏针砭时弊、倡言明道的内容，如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刚被诏回京后不久，他就针对安葬唐顺宗一事写作了《丰陵行》一诗，显示出关注现实、品评政治的勇气和热情。略早于《论佛骨表》的《华山女》则以小说式的笔法抨击上自皇宫内院、下至市井百姓崇佛佞道的社会风气，彰显出排斥佛老异端的鲜明意图。他以一篇《师说》抨击当时耻学于师的社会风气，为社会树立了新的尊师重道的风气，其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成为千古名句。中年时期，在目睹苍生疾苦、历经至亲离世后，韩愈写下了标志其思想成熟的文章《原道》，正式提出儒学“道统论”，开启了新儒家的先河。
为增强诗歌的表达功能、扩大诗的领域，他主张把新的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纠正了自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写下千古名篇《早春赠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迥异于早期诗歌雄奇怪异的风格，这首清新的小诗记录了韩愈人生最后一段较为平静的时光。从这首诗中可知，在经历了人生的左冲右突、跌宕起伏后，诗人豁然开朗：弃瑰玮而转清醇，捕捉日常生活小景并体悟出诗意，方能寻回诗歌本色，达到随心所欲、游刃有余的境界。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二月二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57岁，获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纵观他的一生，可谓坎坷——幼年失怙、屡试不第、辗转幕府又屡遭贬谪，但他从没有被现实打倒，反而愈挫愈勇，热切地关注现实，希望能够革除时弊；大力倡导古文、致力儒学复兴，以如椽巨笔参与政治、抒情写志，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作品。韩愈坚持的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为官、为学之道对为官从政者端正学风、转变作风等，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本文原载于《前线》杂志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