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下午，由同济大学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贸易强国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相关部委、高校和科研院所、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企业以及媒体代表近70余位参加研讨。与会嘉宾围绕“制度型开放与贸易强国建设”、“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与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贸港与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建言献策。
以下为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的主要发言：
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是什么？突破口在哪里？制度型开放的红利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未来五年，中国制度型开放将给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更多红利。其效果会非常明显，甚至会大于前40年的改革开放。理由有以下三点。
一、传统的国际经贸秩序规则和由商品与要素组成的流动性开放至今已不适应当前国际新形势的需要
众所周知，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的本质是降低关税和最大限度地减少非关税壁垒。毋庸置疑，这种开放对全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起过积极的推进作用，从而对二十年的全球快速化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服务于这种开放，三大国际组织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发挥着协调作用。如今这种协调机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但是西方许多国家仍然要求继续维持这样的国际秩序。商品和要素流动性的开放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形成的，当时的国际秩序和规则是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许多规则的制定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要求。2008年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遭受重创，特别暴露了这种国际秩序以及三大国际组织的软肋，加之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已经落后于当前形势的发展，更谈不上给未来中国的改革注入新活力。
二、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是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知识、信息、数据全生产要素的基本组合，制度型开放将实现全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
包括大湾区、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在内的各个城市群，只要能实现全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就会成为全球的大码头。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是生产要素的基本组合，是形势所逼、被动性的，而制度型开放是主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它所带来的红利、释放的能量将远远大于前者。
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为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当初中国加入wto以后，必须接受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则的体系，为此中国大规模地清理或推出了国内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央层面清理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上清理了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法规19万件，中国的平均关税从2001年15.5%下降到2010年9.8%，2021年又进一步下降到7.4%，非关税壁垒取消也取得了显著成效。wto总干事长柏斯卡尔·拉米先生当面跟我说，中国是wto的优等生。但现在不一样了，是中国要做大码头的时代，不仅要实现国内的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而且希望实现全球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实现投入最少、效益最好。中国必须把握这个国际规则的发展趋势和演变特色，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标准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要红利。
三、制度型开放不仅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涉及文化、教育、经营、卫生、科技、司法等多个领域
制度型开放是全面的、内在的，因此释放的潜力是无穷的。这是加入wto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里程碑，也是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最难啃的骨头就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涉及到人的观念，是一场从未有过的深刻的革命。这个革命涉及到的面很广。中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已经推进了一些先行先试。中国制度型开放更具有中国特色，这种特色表现得更加全面也更加长远。深圳已经积累了较好的先行先试经验，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正在这方面发挥探索作用，上海浦东也在抓紧制定一系列政策。未来中国制度型开放将会从南方全面开始，如深圳、海南、上海浦东临港新区等地区，向全国推开。
四、推进制度型开放的三点建议
1．制度型开放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在大胆闯、大胆试的自主改革进程指导下，以问题为导向，拿出前瞻性较强、操作性简易可行、政策提供到位的顶层设计。
2．抓住对标高水平自贸协定的改革。要自动对焦目前我们所实行的各种自贸协定，特别是rcep和cptpp，以及中国跟海湾国家的一些自贸协定。
3．不要搞单兵推进，也不要搞零打碎敲，要真正实行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型开放。包括海关、金融、财税等各部门要协同。另外，制度型开放将给民营企业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也将是民营企业的第二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