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教授在《日本古代贵族刍议》一文中这样写道：“中国历史上的外戚干政只是不同时期的个别现象，皇亲在变，外戚也在变，从未有一个外戚家族长期垄断朝政的事情。而日本平安时代摄政与关白之职始终由藤原北家垄断，外戚专权也是由藤原氏一族来实施的。”本文接下来就对由外戚藤原氏所主导的、持续了200多年的、几乎固化了的摄关政治（866—1086）做一简单梳理和总结。
所谓摄关政治，简单说来就是天皇年幼时，由藤原氏代行政事称摄政，待天皇年长亲政后，摄政改称关白，辅助天皇总揽政事，即摄政与关白影响甚至操控天皇，成为国家实际上真正的掌权者。为摄关政治奠定基础的是藤原冬嗣。他将女儿藤原顺子嫁给嵯峨天皇之子正良亲王（仁明天皇），同时让儿子藤原良房迎娶嵯峨天皇臣籍降下的皇女源洁姬，由此藤原北家与天皇家结成了紧密的婚亲关系。经过“承和之变”与“应天门之变”后，清和天皇的外祖父藤原良房于贞观八年（866）八月“摄行天下之政”，开始人臣摄政。仁和三年（887）十一月，宇多天皇下诏宣布：“万机巨细，百官总己，皆关白于太政大臣，然后奏下。”藤原良房的犹子藤原基经正式获得“关白”称号。
自藤原良房和藤原基经父子任摄政、关白以后，天皇家与藤原氏之间的关系并非亲密无间，二者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如宇多天皇因“阿衡纷争”与藤原基经闹翻，最终只能以罢免橘广相和迎娶藤原基经女儿藤原温子来平息此事。等到藤原基经去世后，宇多天皇便不再设摄政、关白，并任用儒士菅原道真等人，以压制藤原氏外戚专权。宇多天皇之子醍醐天皇即位后，也不设摄政和关白，坚持亲政。但不久后，左大臣藤原时平诬告右大臣菅原道真策划谋反，将其贬为大宰府权帅，迫使其离开朝廷，皇权遭到削弱，朝政又落到了藤原氏手中。
延长八年（930）九月，醍醐天皇让位给年仅8岁的朱雀天皇，藤原忠平任摄政，朝廷大权再次操纵在藤原氏手里。天庆四年（941），随着朱雀天皇年岁渐长，藤原忠平于天庆四年（941）十一月辞去摄政，担任关白。在此之前，摄政和关白二者的区分一直不明确，从藤原忠平开始，我们所熟悉的“摄关政治”正式形成。
藤原忠平死后，村上天皇又停设关白，试图恢复天皇的统治，但内有母后藤原稳子干政，外有藤原忠平之子藤原实赖、藤原师辅、藤原师尹等人把持朝政，实际上天皇依然被藤原氏所操控着。冷泉天皇即位后，爆发“安和之变”，左大臣源高明被贬为大宰权帅，藤原实赖则被任命为关白，此后摄政与关白成为常设官职，并且都由藤原北家系统世袭，藤原北家权倾天下。
藤原北家在没有外部竞争压力之后，为了自己一家的显赫与荣华开始内讧。藤原实赖去世后，藤原师辅的长子藤原伊尹任摄政。但藤原伊尹去世后，藤原兼通与藤原兼家二人为了摄关之位，兄弟相争，造成两败俱伤。经过斗争后，首先是藤原兼通击败藤原兼家担任关白，接着藤原兼通把关白让给藤原赖忠（关白藤原实赖之子），最后藤原兼家又罢免了藤原赖忠，自己担任关白。
经过藤原兼通与藤原兼家的兄弟相争之后，不论官位高下，由藤原北家长者担任摄关成为惯例，“摄关与藤原氏长者一体化”。继藤原兼家之后，其长子藤原道隆继、次子藤原道兼与三子藤原道长先后继任摄关。藤原道长与其长子、继任摄关藤原赖通过不断跟天皇联姻，共同掌权长达80年。当时，藤原氏控制了朝廷要职，其私邸成为了国政的中心，而朝廷反而变成了虚设的仪式和典礼的场所，皇权名存实亡。
藤原道长死后，藤原氏的权势不复从前的繁荣，逐渐走向衰落。随着藤原赖通与继任关白藤原教通（藤原道长次子）的去世，以及后三条天皇与白河天皇的登场，摄关时代开始向院政时代过渡。综上所述，在摄关时代担任摄关的有藤原良房、藤原基经、藤原忠平、藤原实赖、藤原伊尹、藤原兼通、藤原赖忠、藤原兼家、藤原道隆、藤原道兼、藤原道长、藤原赖通、藤原教通共13人。
摄关政治就其性质而言，并非国家统治体制的转换，而只能算作是古代天皇制的一种畸变政治形态。“作为国家统治体制中枢的中央政治机构并没有发生变化，律令官僚制至少在形式上仍旧保留下来，所不同只是原先的诸中央官厅的职掌大大萎缩，而中央权柄高度集中于藤原氏一族，甚至在政治过程中排斥法典所规定的国家最高权力者天皇的程度，遂使古代天皇制最盛时期的天皇亲政渐流于形式。”而且，藤原氏无法、也从未想过废除天皇制，因为“藤原氏的权势根源于天皇的权威。”
古代天皇制之所以会发生“畸变”现象，与当时社会经济领域以及政治体制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密不可分。
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是古代天皇制国家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说，天皇制的“畸变”是因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的变化而发生。大化改新后，日本建立了国家土地所有制，但法律也允许存在部分私有土地，如园田宅地、神田、寺田、功田等。进入8世纪以后，由于土地的不足以及日益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贫困的班田农民不堪忍受，往往被迫以浮浪、逃亡、伪造户籍和借助王臣家的势力与之抗争。此外，一些国司、郡司等地方官吏也时常利用当地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漏洞，虚报口分田和户口，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班田制的正常实行。结果，一方面国家掌握的土地锐减，另一方面贵族豪强兼并的土地激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奖励开垦，先后颁布了“三世一身法”和“垦田永世私财法”，促使土地公有制迅速向土地私有制转化，并出现了与土地国有制相对立的庄园制经济。在庄园制形成初期，庄园尚不具有完全私有土地的性质，庄园要向国家交纳田租，庄民被国家课以临时杂役等，庄园土地的调查权也属于国衙。9世纪中期以后，庄园获得了“不输不入”的特权，庄园主获得了统治庄园的一切权力，庄园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这样，大化改新以来以公地公民制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而动摇了古代天皇制统治的经济基础。
藤原氏之所以能获得并长期垄断摄政、关白二职而统摄朝政于一族，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藤原氏作为最大的权门贵族，一直享受着高官厚禄，以接受“职田”、“位田”、“职封”、“位封”和临时赏赐的名义，获得大量土地、人口和财富，确立了藤原氏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获得摄政和关白地位以后，藤原氏通过寄进地系，更是恣意地扩充庄园，逐渐发展为日本最大的庄园主。如右大臣藤原实资曾在他的日记《小右记》万寿二年（1025）七月十一日条中写道：“天下口地悉为一家领，公领无立锥地欤，可悲之世也。”此处“一家”指摄关家，“公领”则指国家掌握的土地。虽然藤原实资的记录是一种夸张，但也反映了大量的土地集中在藤原摄关家的事实。
古代天皇制发生“畸变”是君主集权专制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进入平安时代以后，经过桓武天皇和嵯峨天皇的改革，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有所增强，天皇制集权统治得到巩固。虽然此前的天皇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但是，天皇行使权力时还是有固定的程序。自从平城上皇另立朝廷之后，国家政治开始陷入混乱。嵯峨天皇为了加强天皇权力，提高工作效率，培植近臣集团，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整顿，设置“藏人”和“检非违使”等律令里没有规定的官职——“令外官”。“以太政官为中心的官僚制度受到律令法规的约束，但令外官不受律令法规的约束，而且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独立性。”“由此产生了宫廷与政府的互相混淆，致使政府变成了天皇的私人机关。”由于藏人头完成政令的制定过程便捷易行，且又具有保密性，因此“一跃而变为天皇亲理政务，尤其是宫中政争的重要工具”。摄关政治的奠基者藤原冬嗣通过担任嵯峨天皇所信任的藏人头一职，“掌握着与天皇有关的全部信息”，为其女儿藤原顺子嫁入皇室和儿子藤原良房迎娶（赐姓）皇室创造了条件。藤原冬嗣的子孙们正是通过上述各种关系，进而借助一系列政治事件，打击和压制政敌，为外戚政权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设置令外官，“虽然初衷在加强天皇个人的专权，但实际效果却又起着加速破坏律令官僚体制的作用，最终也就削弱了古代天皇制的政治基础。”
古代天皇制发生“畸变”的再一个原因是藤原氏巧妙利用与天皇联姻以及不断地玩弄权术打击皇亲与其他氏族。最早通过嫁女成为外戚身份的是藤原不比等。藤原不比等的两个女儿藤原宫子与藤原光明子分别嫁给文武天皇和圣武天皇。9世纪初，藤原冬嗣将女儿藤原顺子嫁给仁明天皇，并因其女所生道康亲王成为文德天皇而获得天皇外祖父的身份。藤原良房如法炮制，将女儿藤原明子嫁给文德天皇，并因其女所生惟人亲王成为清和天皇而获得天皇外祖父的身份。藤原良房之所以能取得外戚身份，主要是通过制造或利用“承和之变”和“应天门之变”，打击和压制恒贞亲王以及伴氏、橘氏等其他氏族。此后，藤原基经、藤原时平与藤原师尹等人为了巩固外戚地位，又通过“阿衡纷争”“昌泰之变”“安和之变”等政治事件，排挤打压橘广相、菅原道真和源高明等政敌。
摄关政治确立以后，天皇几乎都是藤原氏的近亲，或为其外甥，或为其外孙。将摄关政治推向顶峰的藤原道长在这方面就更为典型。藤原道长共有5个女儿被选入后妃，其中有3人被册立为中宫（皇后）。长女藤原彰子为一条天皇中宫，所生皇子后来分别为后一条天皇和后朱雀天皇；次女藤原妍子为三条天皇中宫；四女藤原威子为后一条天皇中宫；六女藤原嬉子嫁给后朱雀天皇，所生皇子为后冷泉天皇；女儿藤原盛子同藤原妍子一样，嫁给三条天皇。藤原道长成为一条天皇和三条天皇的岳父、后一条天皇的岳父兼外祖父，并以此操纵朝政达半个世纪。
虽然外戚身份并不是担任摄政的必要条件，但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藤原氏除了玩弄权术打击皇亲与其他氏族之外，其内部也时常为了争夺外戚身份和摄关职位而内讧。如藤原兼通与藤原兼家之间、藤原实赖与藤原兼家之间、藤原道兼与藤原伊周之间、藤原伊周与藤原道长之间、藤原赖通与藤原教通之间都发生了争执。保立道久认为当皇室内部出现问题时，摄关家往往会出现兄弟因政治斗争而耗尽心力，最后由弟弟取而代之渔翁得利的情况，并将其称为“弟之法则”。如“藤原时平—藤原忠平”“藤原实赖—藤原师辅”“藤原伊尹—藤原兼通—藤原兼家”“藤原道隆—藤原道兼—藤原道长”等情况。笔者认为，这一“弟之法则”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外祖父之法则”。
纵观摄关政治时期200多年的摄关继承关系，实际上由父子直系继承的事例是很少的，只有藤原良房—藤原基经、藤原兼家—藤原道隆、藤原道长—藤原赖通三个事例。能够担任摄关的基本上（除了藤原实赖与藤原赖忠之外）都是天皇的外祖父或舅舅。其中，当摄关是天皇的舅舅时，由于其子与天皇血缘关系较远，因此往往难以直接由其子来继承摄关一职。并且，摄关之子在与叔父的斗争中，往往因为叔父是天皇的舅舅，而最终失败，从而出现保立道久所说的“弟之法则”的情况。而当摄关是天皇的外祖父时，则可以直接让与天皇血缘关系近的儿子（天皇的舅舅）继承摄关一职。当然，这里还贯穿了一条原则，那就是摄关只能有天皇的长辈来担任，而不能由天皇的平辈来担任。
古代日本的政治制度是以家父长制为核心的体制。这一点与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分相似。“在这种政体中，宗法组织与国家组织融为一体，家族的家法与国法相同，宗法精神渗透社会各个方面。不论君主和各级官吏，都以父权来强化政权。”由于专制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力，使皇亲内部在权力的兴替上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为了加强皇权的稳定性，防止皇亲利用亲族身份篡夺皇位，外戚藤原氏就成为天皇最信任的力量。藤原氏的女子被立为皇后，就意味着她的儿子是皇位继承人。由于天皇死后，没人能够继承天皇作为家父长的权威，一旦出现幼帝即位的情况，作为幼帝的母亲的皇后便成为其监护人。而皇后为了确保天皇继承权不致旁落，其最亲近的力量莫过于自己家族中的家父兄长，从而形成由天皇的舅舅或外祖父掌权的外戚政治。因此，以家父长制为核心的体制和幼帝的出现，也是最终导致古代天皇制“畸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平安时代作为日本历史上的贵族社会时代，贵族是政治的中心。以藤原氏为首的贵族，其贡献在于“他们通过学问与教养形成一种文化底蕴，始终保持着令武家羡慕的文化优势。”当然，外戚藤原氏由于在经济上恣意扩充庄园，在政治上擅权专制，最终不仅加深了与皇室的矛盾，同时也招致中小贵族的不满和怨恨。与此同时，摄关政治使贵族社会中“家格”固定化，即根据门第而就任官职的惯例固定下来，导致贵族丧失了活力，执政能力也随之下降。加之藤原氏始终是通过与天皇联姻的办法巩固摄关政治，藤原氏势力的强弱完全取决于有多少女儿能为天皇生下皇子，而不是依靠一套善治的制度，因此，一旦藤原氏未能与天皇建立外戚关系，摄关政治便难以维系。所以，外戚藤原氏“在文化传承上的意义要大于其执掌政权的意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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