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是不可理喻的荒诞世界，社会紊乱与生态灭绝交叠出现，愈演愈烈，人类惶惶不可终日，全球文明呈现“新野蛮化”特质，遂有先锋戏剧诞生。
现代世界是不可理喻的、黑暗、芜杂、破碎而绝望的荒诞世界。社会紊乱与生态灭绝交叠出现，愈演愈烈，全人类惶惶不可终日，全球文明正呈现出强烈的“新野蛮化”特质，先锋戏剧应运诞生。
西式话剧的早期探索者有李叔同、田汉等人。日寇大举进犯，大批戏剧艺术家组成“抗日演剧队”深入城乡宣传抗日，左翼势力渗透其中；日寇轰炸陪都重庆，全民敌忾情绪高涨，话剧空前繁荣，白杨、秦怡、舒绣文、张瑞芳被选为话剧四大名旦，企图媲美于京剧四大名旦，她们在电影中亦表现不俗。
民族歌舞剧以及民歌插曲，借助影视剧传播，获得鲜活而优美的呈现：电影《刘三姐》采自广西彩调；《五朵金花》采于云南民歌；《冰山上的来客》则采纳了很多维吾尔、塔吉克、哈萨克民歌；这些民族歌舞，旋律优美、节奏明快、沁人心脾；吸收越剧曲调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更蜚声世界乐坛。
成兆才编剧、吴祖光改编、新凤霞与赵丽蓉等主演的评剧电影《花为媒》，荣获莫斯科1963年欧亚电影节大奖，饮誉世界；余曾列其为大学本科研究生课堂观摩的经典作品，赞其与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同为“古典中国温柔美丽”之绝佳写照。
京剧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最经典、最成功的艺术形态，自1790年四大徽班陆续进京，京剧在200年中荟萃中国戏剧之众长，名剧5800余种，成为中国第一大剧种和国粹的象征，大师辈出，流派纷呈，花团锦簇，美不胜收。
明清传奇的数百年繁荣，催生了京剧、地方戏与曲艺等精美国粹、现代中国戏剧之花。
南宋初年，浙江温州等地悄然兴起一种民间歌舞，称“南戏”，以针砭时弊、讴歌爱情为主题，曲调委婉灵活，深受喜爱，兴盛于南中国各地，尤其临安（杭州）。形成文人专门编写南戏剧本的九山书会、古杭书会等剧作团体。
杂剧之名始于唐，北宋杂剧渐次分为五个行当：1，正生，主演兼戏班班主，称“末泥”；2，装旦，男扮女装的旦角，称“引戏”；3，参军，大花脸，称“副净”；4，苍鹘，丑角，称“副末”；5，装孤，扮演天子、高官，为戏剧冲突的裁判或和事佬。
中华智慧的一大特质与活力，即孔子《易传》所谓“仰观、俯察”等思维方法（余称为“伏羲七法”），将天空、大地、人生打通为一体的高超哲学世界观，余谓之天地人宇宙生命之大一统。
中国人从天地宇宙生命大秩序中萃取精华、以高超的智慧（儒道佛、诸子百家为表率）引导着全民族、全世界，建树、构造、传播一种伟大的人道价值。
挺拔一切的意志，才是得救之途！
子曰：“诗可以兴、观、群、怨”，文明因强大的精神力量（儒家诗教、礼教等）而兴旺发达，《毛诗大序》所谓“移风易俗”也，戏剧乐舞之阳刚奋发，足以振拔国魂；萎靡柔丽之戏剧乐舞，则歪邪人心、助国运凋敝。
汉唐重建中华大一统，历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汉武、光武、太宗之崇儒兴教、发展经济、驱逐匈奴等文治武功，国力充盈、学术文化繁盛无比，中国戏剧获得巨大发展。
《杏坛讲稿》主研中国当代文学史，必溯源乎孔子：杏坛乃中国之圣坛、孔子儒家学说之最早集结地与发布地，人道光辉由此迸发，照亮黑暗全球，不亦博大瑰丽哉！
晚周轴心时代，由于政权与学术的下移，诸子百家勃兴，平民士子成为壮阔历史运动（史诗剧）的新主角，敢想敢干的士子精英形象，荟萃于儒门、墨家等学术群体，道家、阴阳家、儒门事功别派之法家等各呈异彩，中国轴心时代臻于全部中国历史与史诗剧作的顶峰，至今难以企及。
古典歌舞、戏剧，以六代圣乐舞为冠冕，以《韶》为文德之巅峰，舜乐发挥尧德，天下为公，举贤选能，讲信修睦。
予自1996年获颁文学博士以来，始终对“辅仁”校名情有独钟，今春执教“中国戏剧研究”，遂命名为“辅仁讲稿”：盖中国戏剧，荟萃诗、歌、乐、舞、表演、武术、杂技、曲艺、幽默滑稽、舞台美术、礼乐文章、古典制度与现代艺术为一体，不亦“不朽之壮举、人间之盛德”耶？！
一个孤独地执着于内心强大信念的人，他的每一个际遇，甚至是每一次呼吸，都是艰难的。
春节实为元旦，被全盘西化、不学无术的民国政府胡乱命名为“春节”，以便把“元旦”的美好名称，让给西洋蛮夷历法。
因为政策、体制简便、从容，许多不必要的环节、审批、摊派、验收功夫都可以省去，就会让许多企图从中获得垄断利益者无从下手，则政风、民风必然清廉、醇正，行政效率也必然因此提高。
早在19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之年，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就在他的历史哲学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预言：“……未来的强国，首先是中国。它凭借其原料、人口、才能、文化遗产和地理位置，也许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成为政治事件的中心。”
民国七贤之一、现代文史巨匠钱穆的《孔子传》，依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谓“定公九年，阳虎奔于齐。其后，定公用孔子为中都宰。一年，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之言，在其论述及《孔子传》附录的“孔子年表”中，亦将孔子首次出任官职的年份，定为鲁定公九年，孔子时年51岁。
诗乃“置放于作品中的真理”（海德格尔的伟大界定），它以词语搭建起一个庙宇，一个“天地人神”欢会、倾谈、舞蹈的光明空间，因此，任何固定的、僵滞的、尘俗的意义，都不能牢笼它。
中国电影、戏剧、音乐等表演艺术的最大困境在于，由于长期的集权审查制与官僚管理文化的僵化体制，使得现当代文学以及背后所依托的人文学术思想、全社会的艺术人文素养极度匮乏、浅薄、扭曲。
不管生活多烂，我们都要生活下去。
电影具有经典性的特质，即不能歌功颂德，而要反叛虚假的人类现实。
电影、戏剧、音乐艺术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诚实无欺地呈现一个社会的道德、精神、文明状况。
统治大陆电影市场的，仍然是情节、演技、制作俱佳的“外国电影”和反其道而行的、青年男女借以在影院的特有昏暗中耳鬓厮磨、有时根本不予细看的“国产电影”。
仅就古典科学言之，中国古典科学、技术、各项科技发明及其应用，都取得了独步世界的伟大成就。
观今本《黄帝内经·素问》之“天元纪大论篇”等六篇宇宙观、生命观之“大论”，可约略得知“三坟之学”的宏伟规模、高远境界，亦知华夏文献典籍之基本线索，诚一丝不乱也。
中华文明之根基，在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统称“坟典之学”。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之书，谓之五典；八索即八卦易学；九丘者，九州方志之学也。
古典中国的天子诏书起首总有“奉天承运”四字，乃中华文明上至天子、百官，下至庶民百姓，学问精湛之表征也：奉宇宙自然之大道，承接人文美德之转移习气、提升精神，故而，中华文明才有绵延万年之机运、至今不衰之生命活力也。
我是什么？我置身的宇宙是什么？二者关系如何？如何澄明这一自我、这一宇宙？这一澄明又为了什么、依据什么？人类寻求澄明的冲动之深刻本源何在？归宿是什么？
眺望星空，常生寥廓之感、敬畏之心、迷乱之情：如此浩大苍穹，人渺小如蝼蚁，寄托于何处？
古典宪政制度体系的根本观念，在于中国人的“王道”观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王法”体系。
研读诠释孔子儒家之近源——引领西周创立之初建国施政之古典宪政思想，以《尚书·周书》、《周礼》、《鬻子》等为代表（远源则为伏羲炎黄尧舜等中国历代传承之政治哲学、文明智慧等），深深赞叹于中国万年一系之文明绵延之伟大、古典宪政制度之灿烂与完备，孔子儒家特为“集大成”者也。
鬻子，名熊，先祖为帝喾时代管理火政的祝融之一陆终的后裔；鬻子学高望重，为周文王、周武王的老师。周成王时，其后裔被封于楚蛮之地丹阳（今湖北秭归），是为楚国发祥地也。
中国有句古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道出在混乱污浊之世一种凛然、决绝的生命态度。
每天都要为新生的太阳而欢呼！这已不是诗人的浪漫呼吁，而是每个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生活的芸芸众生，一觉醒来，拉开窗帘后的要做的第一件事：看看天空的颜色，连续10余年、常常连绵5个多月之久（太阳偶尔在中午露出一张惨白的脸）的雾霾污染天气下，老天爷的“脸色”都极其阴郁、愤怒……
中国古人认为天乐得自神明，和宇宙星历度数妙合无垠。宋代学者朱震在《六十律相生图》引《太玄》曰：“声生于日，律生于辰。”郑康成曰：“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己，宫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六律益六吕十二辰四七二十八而周天。”
同样作为一种高雅文化与精致媒介的最后遗响的，是三岁因病失明的盲人音乐家华金·罗德里戈（1901-1999）的不朽之作、吉他协奏曲《阿兰胡埃斯》。
吉他作为西班牙、希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和吉卜赛以及拉美各地音乐风格的绝妙载体，则是面朝大海、天空、高山、上帝和自我，面朝一切生灵的火热而缠绵的倾诉。
公元2000年以来，使用频率最高的流行词语之一是“郁闷”。
音乐史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被广泛征引的名言：“死亡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
在艺术上进行伟大协调的，是身为神甫同时又是孤儿院音乐教师的天才作曲家安东尼奥·维瓦尔第（1675-1741）。
最近500年来，西方文明确实创造出许多尘世的、肉体的、无与伦比的生动与美，但同时也极大地纷扰了自然与社会的宁静，生态、人文与精神的和谐。
伟大的思想家、天才的艺术家，在大众趣味决定一切的现代社会中，常常遭遇这样心神沮丧的时刻：疯狂的杂草凭借旺健的掠夺力总是击败那娇弱的名花；平庸的大众趣味总是淹没了天才的创造力。
现代文明是被“怀疑、可能、怎麽样、为什麽”等所谓“理性精神”深深毒害的、失败了的文明。它自以为拥有逼视“太阳”（大自然）的视力，结果不仅自己成了瞎子和狂徒，还毒害了全部的人类生活与大自然的鲜活生命。
大卫以英雄主义的气魄，将自身和盘托出，他以愤怒的眼睛，注视着愚昧的大众。这些大众正成为近代历史的主角、近现代历史进程及其伪善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自古以来，雅俗分流而互动，高雅文化引导、提升世俗文化，世俗文化则不断向高雅文化输送新鲜血液，使高雅文化不至于陈腐僵化，文化因此保持常在常新之生命活力与精神平衡。
时移世变，劫尽运穷，幻象消尽，一片空明。浪潮过处，大道贞静如常，淘尽的只是浮皮，留下的，是永恒不朽的乐章，清澈无垠的生命海洋。
自晚周以降，中国乐器日益受到西域等地外来文化的影响，音乐媒介的变化直接引起音乐风尚以及音乐文化之内在精神的巨大变化。
国乐之表达，必须借鉴西洋古典音乐的器乐、声乐技巧，而不必“原汁原味”地保守原有技巧、范式，因为所谓“原汁原味”本来就是某个时代的艺术家或思想家用来表达其“时代感受”的一种主观抒发，没必要固守陈规；更新、重振其灵魂，才是出路！
倘若让我一言概括古今文明之别，我只能说：古典文明的一切，能拨动人类灵魂的隐秘和弦；当代文明则相反。
兴夏退夷，匡扶文明，任重而道远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春秋作。”……《春秋》作于隐公，适当雅亡之后。……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强于政治，弃其九族……于是三纲沦，九法改，人望绝矣。……《春秋》于此，盖有不得已焉尔矣。托始乎隐，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观胡安国一生简历，可知中国古典宪政制度体系与观念体系之伟大坚卓，非夷狄可望、今人可及。
读者诸君，举目四望，痴痴愚盲，铺天盖地；几人堪称君子？几人堪许国器？“同其俗流，合其污秽”之人、“泯然众人”、与俗俯仰之人，何其多耶？
中国之重振，当以“再造中国之士”为急务。
寥廓天宇、苍茫大地之上，万物各得其所，唯独人的存在，却不得安顿，因为什么呢？
人人生活在奔忙劳碌之中，可到了一定时刻，必然内心产生疑惑：我的奔忙劳碌为了什么？我每天要应付这么多的人和事，可我自己为什么越来越“空”呢？也就是说，我成了别人要求于我的“空袋子”，我自己，要在这一闪而过的生命中，真正应当“装进去”什么呢？
北宋哲学家程颐说过一句感人至深的话：“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孔子《幽兰》开君子感时思远之文人音乐之先河。
夫乐者，所以妙和神人而发明治道也，《礼记·乐记》等晚周文献，畅发斯旨，美不胜收。
一生酷爱音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被困陈蔡仍“终日弦歌不绝”的孔子，不仅一语论定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尽善尽美”，更以自己的伟大教育实践——儒家“六教”奠定中国古典音乐风尚和文化风尚的基调。
中国古典社会之文化风尚与本真精神，历朝历代，均有极高尚极优美之表现。
经久不衰的时尚，正如一切经久不衰的智慧和美一样，不是炫耀夸张外在的优雅和美丽，就象拙劣的现代广告那样，而是尽力地隐藏内心的痛楚，将人生注定的悲剧性，以镇定自若、悦人耳目甚至光华四射的形式予以隐藏、遮蔽，自然而仿佛不经意地展示和泄露出来，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自我哀怜和彼此怜悯。
一种文化时尚或社会风尚，看似瞬息万变、反复无常，实则其哲理背景仍可以追溯到这一文明的思想价值体系。
天地之间，有一亘古常新的文明事业，谓之“中国”。中国古称华夏。孔子《春秋》曰：“有礼乐文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义之大，谓之夏。”司马迁《史记》曰：“礼者养也”，养护众生，以幸福美满的生活，谓之礼。
西方现代，似乎只有少数几个哲学家，敢于将人生的本质说破：奥籍犹太人弗洛伊德、德国人叔本华和尼采。
时尚强烈地传递出一种价值观或人生哲学：“活得痛快，死得干脆”，迪恩以自己的短暂人生实践了这一美学信条：“活得短暂、死于年轻，留下一具漂亮尸体。”
卓别林后来推出了有声电影的不朽经典《凡尔杜先生》、《舞台生涯》和《一个国王在纽约》，他对现代社会进程的忧虑与控诉也日益加深。正是这种忧虑和批判精神，触怒了美国上层社会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使他全家被迫移居瑞士。
同样是罕见的艺术天才，查利·卓别林（1889-1977）却凭着他超人的坚韧毅力和幽默感，平安度过了人生的一场场危机，取得了电影艺术迄今无人能够超越的伟大成就，成为举世尊仰的伟大人道主义者，并且“福禄长享”，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1900年，即“悲惨的20-21世纪”的开始之年，10岁的尼金斯基，从150多名俄国顶尖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考取圣彼得堡帝国芭蕾舞学校的6名学生之一。
天价房、比登天还难的职位上升空间、比雾霾更阴郁、也更深重的人际环境危机、身心健康危机、道德危机、品学危机，不断兜头袭来，让一个看不清前路的青年，如何不自欺地活下去呢？
当代生活最根本的特性就是其不可理喻的荒诞性。
物质文明的迅猛扩张，淹没了人类道德上和精神上作为一个有意义整体的存在意义：从批量生产的人口、应试考绩制度下的精神废物，人一再堕落，尽管衣着光鲜。
西美尔死于一战结束的1918年，他在《文化的危机》一文中深刻指出了现代人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危机。
人性是永恒的矛盾体：人的肉体和情欲本能要求即刻的满足；但人的精神和宗教本能又要求超越肉体之上的永恒宁静，这二者之间的剧烈冲突，构成了全部人类时尚的哲学与社会底蕴。
民国七贤之一、20世纪中国文化英雄陈寅恪先生（1890-1969）尝谓“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古典风尚是一种典雅的艺术趣味，一种有别于大众口味与水准的贵族气息和文雅精神。
古典社会以罕有其匹的创造力和鉴赏力，创造培育出了适合其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理念的、令当代全球时尚望尘莫及的典雅风尚。
人每时每刻都能感知自身在空间中的位置与移动，人的视觉随时告诉人所处的空间环境；但时间不然，它点点滴滴地、无法察觉地流逝，人总是突然与“时间”相撞：已经过去很久了吗？
假设你在北京某购物广场或巴黎香谢里榭大街上散步，你脑海中能残留些什麽？你一定回答：广告。
河图易经作为全球第一个哲学大框架，把中华民族经由测天而建立的天文历法制度、农耕畜牧制度、饮食起居制度、宪政治理等“高科技思维”，与理性、实测、忠实而严谨的科学记录、合理解释宇宙万物运行的《河图易经》模式这一“高人文”智慧彼此绵密匹配，建构起一个全球第一的“高极哲学智慧”——河图生机主义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人生观。
伏羲-贾湖人历经几百年的观测、研究，终于在雌雄骨笛上发现并掌握了“律历通天”的宇宙奥秘。
考古史迹与典籍记述表明，伏羲创立的天下部族大联盟——龙族（中华民族），采取古典宪政制度，即天下部族公推共主，天子非世袭继承，炎黄尧舜之禅让制度，乃华夏部族大联盟的基本宪政秩序、华夏与夷狄政治结盟的大一统秩序所在。
由此可以揭开中国文化“早熟”（梁漱溟先生最早提出）之谜：伏羲时代的中国人，以科技-人文-哲学的高超，应对远古洪水等生存环境巨大挑战，成功应对了文明挑战，实现了自身文明的伟大提升，而其他远古文明因黩神、黩武而灭亡。
正是大地上的众生对太阳及其伟大生命力的无限尊崇与效法，太阳崇拜-神鸟崇拜，使中国人相信鸟鸣通天、万物通灵，通过精密测定天行、物候、历法、农耕、畜牧制度的伏羲文明之美，充分展现天道之美。
大一统王道，法天（道）、向明（日月星辰之明），公正治理天下：每当红日东升、丹鹤翱翔之际，贾湖骨笛-伏羲古髀组合制成的远古测日圭表，就以科学实测指导中国人的农耕文明实践与文明生活的各项制度。
中国历史特质之六，中华文明史紧紧贴近中华大地而运行不息，是“大地上的事情”；中华科学技术，亦紧贴大地生命而将思想与观测的触角，探入浩瀚无垠的寥廓苍穹。
中国历史特质之五，中国人在全球文明的黎明时分（距今1万年前后），为了适应新石器时代农耕文明的大发展和治理远古大洪水的经济-社会需要，率先建立了全球史上第一个政治治理制度，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稳定繁荣的基石，即余所谓“大一统古典宪政”的雏型——远古部落联盟制。
中国历史自伏羲创始时代即采取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科学思维与务实态度，藉以战胜各种严峻的自然挑战，取得巨大的文明成功。
中国历史特质之三，中国历史由于其广大自由的绵延包容性和一贯采取合理进取的文明进步性和人道性，在正统史学观念上，具有不容置疑的真理（确）性、正大光明性与古今融贯性。
中国历史特质之二，以人文合理主义的方法，推进文明进步，而非采取静寂主义或独断主义的态度，因倒退或冒进而破坏文明。
中国历史特质之一，即举世罕匹的、广大无垠的绵延性，这一绵延性所饱含的广大而自由的宇宙式胸襟，使万物生灵、人间百态均得以孕育生长，得以开花结果，得以灿烂辉煌。
梁漱溟一贯主张，只有在深刻认识老中国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建设新中国。在全国政协会上，梁漱溟顶住极左路线的压力，公开发表的、永垂青史的长篇讲话《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就是这一学术主张的结晶。
2016年9月27日，乃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的孔子诞辰，特以这组总计16篇的系列文章“中国哲学特质”作为纪念。
中国诗意神秘主义哲学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１世纪起，依次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先后经历了汉代新儒家的今古文经学繁盛、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中国诗意神秘主义哲学，在道家和佛教的思想中获得了更深刻玄妙的诗意形式。在两家思想批判世俗现实、标举超越境界的诗性光芒中，人的本真生命获得了精妙的智慧和空灵恬淡的美。
中华文明自伏羲、炎黄直至两汉、唐宋、有明一代，葆有欧亚大陆东端最大文明统一体的古典宪政治理的典范模式。
汉代思想学术，融会先秦诸子百家而折衷一是，锻造出广大坚固、傲视群伦的儒家经学、史学传统，灌注中华文明无比深广。
人类从大自然和天赋良知中不合理攫取的任何一份物质和精神资源，大自然和人类道德良知以及社会系统，就必然要付出双倍乃至更多倍的惨重代价！
具有普世意义之华夏古典大一统文明，实乃全人类协调合作之文明进步之大一统也，其文明传播秩序，尽显于儒教人文主义的古典宪法哲学与宪政文治主义的制度体系，尽显于儒家士大夫执诗、书、礼、易、春秋等《六经》以纲纪天下，文武并用、刚柔互济、兼容并包之英明国策，巍然建树华夏文明万年辉煌也。
每当静夜展阅《尚书》、《周礼》、《礼记》、《春秋》、《易传》、《论语》、《孟子》、《中庸》等儒家经典、古人著述，立刻，一股强光灌注到我的生命中，似乎我往昔蜉蝣一般的岁月、言谈、思绪的断片，举凡古今、内外、中西、得失、荣辱、悲欢等万千肢解生命的碎片，都被一股温暖而润泽之光所熔化。
儒家宪政哲学-道统之学，主张天子、贵卿、百官、士绅、百姓均受制于善良天意（天地之仁）的约束，而善良天意的最集中体现，则是人民的意志、百姓的安乐。《尚书》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是中华古典宪政体系的最高哲理概括。
余所谓古典宪政者，乃指古典中国一种根本的政治哲学与治理秩序——天下万民，上至天子、贵卿，下至士绅、庶民，都受到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力量与制度力量的有效约束。
吾国博大悠久之文明，自伏羲、炎黄开辟以来，其远大抱负、宏伟规模、古典宪政治理的高超、人文智慧的精粹，汇聚于《春秋》经传之中。孔子自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孟子曰：“孔子《春秋》成，乱臣贼子惧”，深刻揭示出《春秋》不朽的文明地位。
中国神秘主义，是一种非宗教的诗意神秘主义。它否认在生命之外还有一个超验的客观存在（如上帝）。中国人认为，现象世界就是全部的世界，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没有一个超验的世界，宇宙的神秘性是由于宇宙的无限性造成的，是无限的生命世界的固有属性。
儒家哲学-人文思想是中华文明大厦的精神基石，是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秩序的伟大建构基石，是中华古典宪政体系的伟大实践指引。
孔子仙逝，有子思等传其学，子思门人再传孟子。
丢失某个不太重要的小物件，譬如一串信箱的钥匙，尽管所值无几，却会使我们茫然不知所措；然而，作为全球唯一绵延万年以上文明的中国人，在最近100年的时间里，完全遗失了自己祖先辛苦创造的文化，竟恬然不知，更毫无茫然失措之感。
围绕“上帝创世”与“爱的福音”，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我们知道世界存在。但我们不知道世界为什么存在，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有什么目的和理由。那是全然的神秘。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世界之中，但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被赋予生命，但在一个很短的瞬间又被一股冥冥中的力量一把夺去。一切宇宙中的生命莫不如此。
中国靠改革开放的伟大进步终于甩掉了1840年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屈辱和贫弱，但中国学术思想自1644年满清军事占领中国以来僵化腐朽的质地，却毫无振作之意，根本不能与此伟大进程匹配，更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缔造出雄厚深广的精神基础。
诗意神秘主义的思想获得了现代科学强有力的印证。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使近代世界观以机械、静止的物质主义眼光看待事物、总是企图以一套固定模式说明世界的科学主义习惯面临挑战。
老子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观最近一段的时政要闻与政府举措，颇与老子之言吻合：从严治党治政，一大批贪官纷纷落马，百姓拍手称快；党员问责制的推出、领导干部过问司法审判的记录在案制度等，都使人对建立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产生莫大期许，可谓“以正治国”。
神秘感是人类有关宇宙完整一体、万物之间彼此呼应、渴望结合的最原始、也是最深沉的情感。
牛津大学比较宗教学教授杰弗里·帕林德尔将神秘主义思想的意义概括为：“神秘主义并不是在填充那些尚未由科学填满的裂缝，相反，单是它对事物根本上的神秘统一性的确信，就会提供所有学科所依赖的秩序和连续性。”
以中国河图易经哲学为根基的诗意神秘主义，一劳永逸地拒斥了一切人为杜撰的意识形态独断论和意识形态乌托邦，拒斥了那些自称拥有绝对真理、知道宇宙规律和人类历史前途的人的狂妄和欺骗性宣传，拒斥了以人为谬说导历史于灾难的种种骗局和偏见。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说：“把握事物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我们不是反复思考事物，便是参与到事物之中去。”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世界不过是一堆物质材料和一堆社会关系，简言之，世界是由有用的东西组成的。为了较好地利用这些东西，人们发明了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制度、国家机器。而当这些东西不能奏效、不为人用的时候，人们就发明了宗教、巫术、革命和种种意识形态。如果这些还不灵，人们就发明出最后一种东西：玩世不恭、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
现代文明从尼采的一声惊呼“上帝死了！是我们把他杀了！”开始反思自身。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大学时代初读《草叶集》时心灵所受到的震撼。我感到拥塞在我四周的、被鄙俗的功利心所充斥、所毒化的生活，第一次被一股强烈的光芒照亮。我感到天地被这神圣诗篇加宽加长了，以至于无限地广阔辽远。
所有伟大的人文言说都是为了回答一个终极问题：对人来说，宇宙意味着什么？换言之，人在宇宙中处于何等地位？近代科学主义者把宇宙描绘成一个偶然的、广漠的空间，人在宇宙中如一簇浮萍，在黑暗的波涛上随波逐流，直到漂向死亡和空虚的尽头。
感官知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存在。但它为什么存在？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和万物，从生到死，为了什么？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可这个问题却从来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它超出了人类理智的范围。它是神秘的。
小小地球浮于宇宙之海中，被浩瀚辽阔的无限空间所包围。整个宇宙、万物的生命，从何而来？奔向哪里？其存在有什么意义？生命被创造出来又被毁灭掉，万物昙花一现，这残酷的生命游戏是无意义的宿命的捉弄，还是某种趋赴更高实在的一种象征？
我的第一部学术代表作《神秘主义诗学》，经由久负盛名的三联书店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联合公开征集与选拔而于1996年入选“三联·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
第一个勇敢地表达这一深刻“生命幻灭感”的现代哲学家，被尊为现代哲学第一人的，是阿瑟·叔本华。
《英俊少年》是1980年代轰动中国大陆的德国（西德）电影之一。
不知多少次了，当代那些所谓声名卓著的电影在播放15分钟左右就把我送入了梦乡，直到被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做爱的声音吵醒。从此养成习惯，快进键贯穿观影全过程，偶尔被爱情场面打断而已。
如今，捍卫并重建一个古今中西交融的、天地人协调共振的大一统完整世界，首先必须深入批判并摒弃的，就是误导全球学术思想程度很深的启蒙独断-实证主义的痼疾、流弊，还大自然以神性，还人性以广大自由，还世界以完整统一！
在宪政哲学巨著《主权之研究》第三章“主权概说”和第四章“具体的主权（形态）与国民”中，迈斯特深入分析了家庭里的“父亲权威”如何逐步扩展为不同民族的主权形态，如何哺育了各民族的普遍精神与民族性格，即民族精神：“规定了社会秩序和主权的同一种力量，也根据不的民族特征，规定了不同的制度形态。
天地人宇宙大生命系统，是一个息息相通的大一统完整世界，这一世界的内在奥秘与生命，非人类理智所能把握，非人类语言所能表述，谓之自然、神明或上帝。
泰戈尔自称“我这不幸的人不断被怀疑为违禁品——走私到错误的时间之岸……”在近代印度社会，留学西方、主张对印度传统制度进行改革的诗人，被保守者斥责为“激进”。
泰戈尔13岁时就逃离了现代西式教育的苦海，得以有充足的时间自学古今东西方文明孕育出的伟大思想与智慧。
时至今日，对西方模式的片面现代化之不可持续性的认识日益深化，这种现代化模式的本质，在日益加剧的、从局部地区向全球蔓延的经济崩溃、社会危机、生态灭绝等灾难中的不断暴露，都在呼唤着中国各界乃至全球有良知的人士奋然觉悟、苏醒、彻底变革启蒙独断思维的日子早日到来。
融会贯通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活动的根本智慧，在哪里？如何汲取、领会、修炼于身心，成为普天之下最幸福、最充实、内在安稳而又外在丰饶的“万物之灵”——人？
在我创立文明传播学派之初，很久以来，每当打开《尚书》等《十三经注疏》、《史记》、《资治通鉴》或诸子百家等古籍或西方经典论述，我立刻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心灵印象。
近现代史上，第一个鲜明地举起“反启蒙独断、反实证主义”伟大旗帜的欧洲贤哲，被尊为“第一个历史哲学大师”的学者，是意大利人乔万尼·巴蒂斯塔·维柯。
黄昏时分，凉风乍起，漫步于杏坛路，蓦然想起那首著名圆舞曲和那部绝美的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
“如果用一部名剧来概括人生，会是什么呢？”坐满百余人的教室，死一般的寂静。我轻叹一声，徐徐吐出答案：“尤金·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
昨夜湿热窒闷，躲在空调冷风下，捧读蒙田《尝试集》（即《随笔》），立刻，“西方之美”浮现眼前：一种英国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遗著《历史的观念》所谓的“反思性的知识”，以鲜活的姿态，跃入蒙田审视万物的自由目光之中，蒙田抛开了一切人为造作的社会禁忌和形上神话，直面现象本身——
尧舜大时代一系列的古典宪政体系的创设、建制活动，不仅奠定了华夏文明此后4000余年的宪政基础，更凝聚广土众民，从千差万别的各地域、各种族、信仰、生活方式等不同社群中，以“克明俊德”、“敬天保民”的博大宪政体系，把中华民族凝聚统一为繁盛的大一统命运共同体。
伏羲时代是中华文明创立“天文大轴心”即宇宙观凝成的时代，而炎黄时代则是中华文明建树“地文大轴心”即政治社会观凝成根本秩序的时代，一系列公共生活的基本制度以及各种文明生活的关键技术，都在这一时期获得创制、确立、扩展、传播，为中华文明绵绵万年的内外扩展奠立了伟大坚固的基础。
神州大地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孕育着人类最古老、最悠久、最具可持续性与全球普世价值的文明——中华文明。
在每一社会内部，人与自我、他人等一切社群关系和生态关系持续紧张，人人疲于奔命、身心扭曲，被逼无奈或积极主动地，争竞、倾轧、奉迎、盘算、逃避、自欺，生铁铸就的“身心地狱”广布人寰，曾经内外安足、广大自由地绵延持续了一万年之久的人类文明，究竟在何等深刻的层次和规模上出了问题？
“全盘西化”不仅毫无学理依据，而且在历史实践上一再宣告惨败：建国之初，照搬苏俄计划经济等治国经验，造成国困民穷、左祸连连；改革之初，积极引进欧美市场化、工业化经验，虽成就巨大，但也遗留了权力腐败、贫富悬殊、产能过剩、生态紊乱等一系列“不可持续”危机。
处于今日纷乱世界，尤其需要真才实学、真知灼见。
什么能抚慰文明紊乱中的人类灵魂？唯古典文明、经典文化，在经典视野观照下，现当代西方文化中自由开放主义、解放主义的反叛精神——摇滚乐、足球、电影、精美暴露性感的服饰、一切符号的嬉戏……
民国七贤之一、旷世奇哲熊十力先生（1885-1968），是中国现当代最具原创性、同时又能深入汲取中国固有文明传统的伟大哲学家。
中国人认定道之演化不受人欲干扰，人只需守德以观化，就能顺应俗世、最终收获宇宙人生之圆满，人生因此得从现实得失、忧患中超脱出来；西方执著于现实得失、忧患，因此仰赖宗教超脱。
以此弘纲、伟义，乃能领悟并欣赏最美的电影之一，罗马尼亚电影杰作《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该片于1973年拍摄，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首映，表达了民族独立的伟大意志与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
自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领导党中央、各部门，围绕着治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这一当代根本问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政思想。
中国人教养制度与生活方式的根本改造与重建，关键在于奋力挣脱启蒙独断思维和中国人自近代全盘西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日益卑俗、粗鄙、荒芜的生活信念。
人作为浩宇广宙之沧海一粟，应当奋力战胜对外在一切（生死、时空、得失、荣辱、爱憎）的巨大恐惧，赢得生命的广大、自由、热烈、完美。
拍摄、公映于1978年、获得1979年美国金球奖和多项国际大奖的英国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英国著名导演john guillermin执导、获封英女王爵士的彼德·乌斯蒂诺夫、大卫·尼文等大批影视明星主演），就是一部揭示人性和社会残酷的电影杰作。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亚圣孟子一言论定曰：“夫子之于民，亦类矣。
近代德国史学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虽然主张“忘却自我的客观性”这一空想的史学原则，晚年亦有自我批评与修正，但他的若干重要历史学思想，却非常伟大透彻——他坚决反对康德、洪堡、黑格尔的启蒙独断主义历史观。
作为当代重要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是深刻意识到全盘西化运动的历史错误，发现了被错误否定的“儒家仁爱思想”对中国与世界发展具有重大伦理价值与文明传播意义的著名学者。
《大戴礼记》乃孔子儒家“大道学派”（现代奇哲熊十力《原儒》命名）之政治哲学代表作，乃儒家古典宪政思想的辉煌巨著之一。
中国自古是“别一样的国家”，中华文明自有其缔造、建树、绵延不息、不断复兴的精神与制度，虽迭遭屑小之徒的反复诋毁、污损、扭曲，但却不减其道德光辉、不损其“人道性、普适性”，那是我的祖先、先贤、世世代代生命挥洒凝结而成，是中华民族汗尽继之以血，血尽继之以命的东西，是中华民族一万年的灵魂所在！
温柔敦厚的古典中国，却别一番光风霁月。
呜呼！西方自1800年工业革命以来，中国自1840年被西方列强逼迫欺压、逐步放弃固有文明以来，举世所营、所扰者，惟此“物欲”二字而已，如此，仁义不修，如何立人？如何立天地？
中国人认为家国一体，内外皆然：一个人，无论知识高低、社会地位如何，总要面对四重基本关系：贤者长辈、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上司同事、国家民族。
经史子集乃中国深根宁极之道，全民族得以稳固繁荣、人才源源不断之圣洁清泉也。
近代以来，神州动荡、国困民穷，国人遂对固有文明产生莫大怀疑乃至嫌弃，即使治人文学术乃至国史者，亦祖述东洋、西洋或苏俄主流史观，全然蒙昧于本国历史观念、源流、制度、文献等，寅恪先生自称“羞欲死”，遂渺茫寄望于新一代史家。
中国大一统宪政国家的缔造、建制，在黄帝荡平蚩尤叛乱、禅代炎帝为天子、建立稳固的大一统国家制度、宪政秩序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呈露无疑。
中国大一统宪政国家的缔造，历代皆有伟大贡献。尤以伏羲时代最高妙。
挣脱生命迷惘的唯一途径是信仰，即照亮人生与历史的价值信念，这一光明瑰丽的信仰，舍孔子儒家，必无路也。
礼乐乃中国之国体，中华文明之灵魂。
《尚书》是中华典籍中最古老、影响最大的一部经典，被尊为“众书之祖”、“书经”，尚的意思是上古，是渊源最深的，因而受到后世无上尊崇的书。尧舜又称唐虞，其古典宪政治理的创制与设施，称唐虞之道，乃中国大同宪政之核心。
大凡一种文明的兴起，有赖于其合理有效地组织公共生活的能力。中华文明，历经伏羲、神农、黄帝等三皇时代的伟大创制，已然具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接连而起的五帝时代，就把中华文明的各项事业全面兴办起来，进一步确立起保障数千年文明繁荣滋生的“中华古典宪政”的制度体系。
三纲、五纪、五常、六纪之道，人类相安之大道也。
孔子《易传》曰：“立天之道阴与阳，立地之道柔与刚，立人之道仁与义。”寥寥六个字——阴阳、刚柔、仁义，将林林总总的纷繁万象，予以最简洁最透彻的概括与提炼，博大而深刻地揭示出天地人这宇宙三大根本要素、大一统生命秩序之本质，非至圣先师集大成者，孰能力拔千钧有如此者！
天是广大无垠的宇宙生命。道是顺天而生的伟大法则。
《说苑》以简洁而深刻的记述、独具匠心的编排，将这尧舜殷周秦汉以降中国3000余年的宪政秩序亦即政治制度与精神传统上的“伟大向心运动”，予以揭示、阐发无遗。
探本寻源，近代中国的立国精神，建立在毁弃古典传统、照搬近代西方工商科技的思想学术、舆论主流上，一旦中国人口规模庞大，大众贫困、愚昧、懦弱、贪婪，普遍知识与道德水平低下等诸多限制一一暴露，精英权势集团此刻已然无法回头。
中国自从1911“辛亥革命”以来，政治上是经过无数的变革了，但在文化上，我始终觉得是贫弱和空虚的。
启蒙运动鼓吹“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统治者”这一不切历史实际与现实政治运作的“妄诞的吉普赛式预言”，最终触发了法国大革命的大屠杀、以及随后欧洲历史的大动荡与大混乱。
夸诞吹嘘人是高于神明和历史经验之上、能够“代自然立法”的“理性神”的启蒙独断主义哲学思想，极易触发大规模的极权、奴役、屠杀、道德堕落和非法残暴。
欧洲工业化浪潮席卷世界，其内在矛盾，被20世纪的伟大贤哲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一书中加以揭示：“症结所在，是缺乏信仰的启蒙运动、求助于暴力而企图用理性改造历史的法国大革命、自信能知道上帝是什么和上帝要什么的费希特、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作为伟大宪法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深刻分析了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启蒙独断主义宪政哲学、历史哲学的荒谬。
英国投票脱离欧盟之前，主张继续留在欧盟的英国女议员考克斯被刺身亡，刺客身份竟然根本不予报道，我立即明白，这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政治的又一步险恶之棋。
现代性，又称启蒙化、理性化、效率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可简称“启蒙独断的现代性”，作为近代具有全球文明意义的主流历史进程，具有精神分裂式的两面性。
目前发展绿色生态经济与绿色可持续社会的最大障碍，并非资金与技术，而是现代启蒙主义世界观。
当他第一次向羊说：你蒙的皮，大自然把它赐给你，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人，并且把它揭下来穿在自己身上；这时候，他就具备了一种使他的本性超出一切动物之上的特权，他不再把它们视为与己同类的受造物，而只把它们视为由他任意支配以达到自己喜爱的目标的手段和工具。”
古典中国的经济-社会形态，不应被蔑称为“封建小农经济”，而是生态-经济-社会具有高度可持续性、天地人巨系统葆有高度均衡性、协调性与合理性的绿色文明整体。
玲珑剔透的儒道佛等东方智慧，常从流变中体悟真实所在，绝不会像笛卡尔那样以“确定性”为真实的唯一形态，因为所谓“真实”，不过是人类思维习惯与测量仪器的“构造物”而已。
维特根斯坦的信念是：人类凭借精神，而非凭借技术，才能获得自由！这不仅是对启蒙独断主义、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工商科技迷信的最大反叛，也是古典文明经验的最高哲学概括。
对我来说，古今中西贯通的、普世圆融的大一统智慧，是建构起奋然超越启蒙-自由-实用-实证主义横加给全宇宙、全人类的独断预设、错误区隔与重重束缚的新型全球文明——大一统文明的精神基础；在这方面，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一是中国的孔子，一是美国的惠特曼。
著名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1932-2010）从中国近代巨变入手，探究中国如何挣扎求生，同时尽力固守其文明传统与伟大基体，从而能最终胜出于整个东亚乃至全球现代化进程之上，堪称立论宏伟、发人深省。
中华文明以其天子-诸侯-群臣-士绅-庶民的分权制衡、全民遵守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古典宪政秩序，造就中国社会数千年的稳定繁荣和中华文明的高度凝聚力与扩展能力。
我发现，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笨得不行：学欧美，失败；学德日，失败；学苏俄，失败；企图恢复中华国学者，除了长期居学术、舆论支流地位的民国七贤，影响遭到刻意压制与遮蔽外，主导者频频失败。
培根、笛卡尔、卢梭、康德、黑格尔哲学所主张的启蒙主义基本信念，一再遭遇深刻失败的根本原因：人是极不可靠的动物，人的理性，根本不能抵挡身体的疲惫、感官的厌倦、生存压力下人类良知与理性的屈服与自我欺骗。
道德理性，是人与禽兽之别，儒家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基础上的社会治理等一系列古典宪政思想，为伟大代表；工具理性，则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求生、经营、谋财等技艺的高下之别，西方近代工商科技文明为代表；二者缺一不可。
《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用大量史料和分析，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人文主义特质，如何深刻影响了英国、法国等欧洲近代先进国家的政治、文化、艺术、风俗等诸多方面，进而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自由思想的风起云涌。
近现代的全球史、中国史，遭到启蒙主义独断自欺的片面史学、全盘西化史学的肢解、扭曲、污损与遮蔽，以至于全人类闭目塞听，拒不思考日益迫近的全球生态灭绝与人文系统紊乱。
与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独断主义-乌托邦主义对中国古典文明的扭曲、误判不同，马可波罗等来华经商者、天主教耶稣会著名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凭借在华传亲身经历，发现了“合乎理性的儒家士大夫统治”的“政治文明的新大陆”，他们把在华经历回传欧洲，在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中国形象”被大多数西方人士，尊奉为合理、稳定、繁荣的文明楷模、人类道德秩序的典范。
端午节的设立，昭示着中华文明的伟大科学-人文传统——以天文历法的观测、实验、推算、整合为核心、措置全国农耕制度、二十四节气为核心的时序制度（时宪，古典宪政制度之一）、天子行大礼祭祀天地神明祖先、天子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定期颁布历法制度；作为地方政府的诸侯受之，再颁布于民间百姓的古典礼乐-政教制度的一部分。
梁漱溟本着“世界文化三路向”理论，预言全球文明在“一味对外地”求得物质解决之西化路径（工商科技与自由民主）之后，必然在儒家思想的道德理性（非西化路径之工具理性）即广大澄明之心灵中，求得“对内的解决”。
自民国初年，直至现代早期，一大批学术精英，早已具备上述真知灼见，但迫于政治形势，大多噤若寒蝉；唯独以陈寅恪、辜鸿铭、柳诒征、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为代表的一代贤哲宗师，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毅然捍卫中华文明传统的伟大精神，成为中华文明复兴的最大楷模与学术思想典范，余谓之“民国七贤”。
民国七贤之一、文化史宗师、中央研究院院士柳诒征先生（1880-1956）巨著《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是理解中华文明的第一参考书。
自1915年辜鸿铭发表《中国人的精神》以来，100年间，有关中华文明的论述汗牛充栋、鱼龙混杂，而在立意宏大和见解精湛上，迄今没有能超越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和柳诒征《中国文化史》等“民国七贤”伟大著述者。
与主张照搬照抄西方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制度、贻患国家民族于无穷的“全盘西化派”判然有别，民国七贤的文化主张是“返本开新”，即在融会西方文明合理精华的前提下，“重返”、“重建”民族文化之根本，在“同情与敬意”的合理态度与思维方法下，将古今中西予以融贯。
别尔嘉耶夫所谓“历史的东西”，乃是指，人类历史性存在、历史活动的超越性本源，人的神秘莫测的历史命运。亦即，赋予人类秉有天然“良知”、道德理性与“光明”意志的奥秘之源，那神秘莫测的超越性的本源。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鄙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使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就是敢于直面“人的命运”，以伟大卓绝、孤寂而荣耀的哲学努力“直面全人类文明困境的思想家”之一。
提升、改善人类认知的重要道德、精神资源，是孔子儒家所开创、历代中外贤哲所提出的“历史思想”，又称历史哲学。未经历史反复检验的所谓“哲学”，仅为乌托邦而已。
谢苗·弗兰克在《实在与人》的核心章节“人与神”（第四章）中鲜明而精湛地揭示出人的本质这一哲学根本问题——以神（宇宙、自然、天道）为根基的、光明的创造性和以身体（肉体情欲）为根基的、黑暗的受造性（被动性）。
弗拉克天才地发现了圣奥古斯丁，如何早于笛卡尔等人整整12个世纪，已经强有力地揭示出了“实在”。
人到底是什么？连同这一问题，必须率先加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关乎人类生命的紧要知识？
这种人类与万物之间、人类彼此之间，这种与生俱来、难以割舍、广大深厚的“血肉-温情”关系，最透彻的表达、最切实的观察，集于孔子，以“仁”一字予以概括。
塞尔维亚著名演员，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反西斯电影之一《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主要英雄瓦尔特的扮演者，巴塔•日沃伊诺维奇，5月22日晚上10点45分，在贝尔格莱德圣萨瓦医院病逝，享年83岁。
我以为，当代全球文明的日益紊乱的根源，深埋于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对于“人”的一系列错误预设与误导性的思维建构之中。
现代世界的痛苦，皆源于“人的问题”，即全人类在1300-1900年间“命中注定”的一次巨大的思想混乱、精神疾病与文明紊乱。
“灵魂”与“肉体”完全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人”身上，人瞬息间沉沦在肉体的“地狱”中，又瞬息间沐浴在良知、灵魂所揭示的“天国”的神辉下。这种人类生命的奇异性、神秘性、不可想象性、不可思议性，就构成了人类的本质！
那融会贯通与古今中外一切文明经验、生命活动的根本智慧，在哪里？如何汲取、领会、修炼于身心，成为普天之下最幸福、最充实、内在安稳而又外在丰饶的“万物之灵”——人？这一问题已是全球文明“第一义”的问题。
完备的古典宪政制度体系，是中华繁盛的根本所在！伴随华夏古典民主宪政制度、体系和文明机制的建构、完善，中央政府权威极大提高，中华大一统国家格局稳固树立，各民族凝成和谐统一体，万国来朝，史称“大同”。
天地之间，有一亘古常新的文明事业，谓之“中国”。中国古称华夏。孔子《左传》曰：“有礼乐文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义之大，谓之夏。”礼者，养也，养护众生以幸福美满的生活秩序，谓之礼,谓之礼乐文章，谓之文明。
逻各斯即道。道使一切存在物如此存在下去，亘古不变。一切存在物（在者），都应和着、渴望着它们存在的基础——存在，并终极统一于存在（在）之中，即万物“先天”统一于“道”之中，从道（天、天命、大一统）中获得本源、理由、归宿。
大约从1990年代之后，我愈益发现，中国知识界除了变得越来越浅俗、越来越卑鄙以外，还变得越来越愚笨，似乎整个中国“卡”在什么地方了。
对我来说，对一切人来说，唯一的大事是认识自己，认识自身的意志，并葆有这一意志，而不是泯灭之。
易道广大精微，旨在发明天人合一之妙。举凡天之四时、地之四方、人之四德，皆以六十四卦表征之。
河图易经提供了一个全球普适而融通的哲学-科学-人文大框架，古今中西文明之间，科学人文之间，这些人为妄设的各种“启蒙-实证主义”区隔，要一气破除，使之交感、连通、互动，既是纯正而鲜活的中华有机生命主义、广大自由、兼容并包的华夏人文主义的智慧基准，也是中华古典宪政与西方近代民主制、工商科技体系之间最大的契合点。
《周易》开篇曰：“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大哉胡煦夫子所见：元乃宇宙乾阳无形之气，恰如冬天万物之潜藏，恰如宇宙大爆炸前之初始状态，历代以元配春，不仅难以发明孔子《文言》独赞“大哉乾元”之思想，更无从合理解释中国古典建筑学思想中“尊北”所含宇宙学、天文学、人文学之深邃涵义也。
《周易函书》连接起伏羲河图之阴阳两色，贯通于《周易》之连断阴阳示意法，进而为虚实互动、体用涵括之大易哲学思辨之法，现代哲学家熊十力深受此法启迪，建构出打通天地人之“体用论”、20世纪唯一伟大本土哲学体系，胡煦实乃开启中国本土现代哲学的一代圣哲
天地人大一统同构关系，是中华文明10000年绵延繁盛的根基，也是中华学术智慧最深邃的洞见，与西方近代牛顿-笛卡儿的片断观察、破碎思维、学科区隔的错误体系，不可同日而语。
理解太极生命模式，关键在于把握宇宙万象之阴阳互动、交感、互补、同进之理。
河图大易哲学，其奥妙在于，将万物纳入流动之中，让万物在时光之流中飘荡摇曳、闪烁不定，一如宇宙生命之本相，从而一举击溃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尤其是牛顿-笛卡尔以来，将事物固化在“物质”中的千年迷误，也一举超越了世俗意见“眼见为实”的固执、僵化、卑俗。
据胡煦《周易函书》的研究、推断，伏羲时代的河图、洛书，就是最原始、最根本形态的《易经》。
一般传说认为，《河图》出于伏羲、《洛书》出于大禹时代，胡煦深究图书易理，得出“河洛二图同出于伏羲”的里程碑式的见解，堪称宏伟深湛之论。
胡煦认为，易经为传道之书，虽有占卜因素，却是细枝末流；朱熹占卜说把读易、解易者引入歧途，使得人们仅仅通过占卜来关注人事祸福、利禄侥幸，完全违背了圣人借大易传道、立教之宏伟宗旨。
现代哲学家熊十力、牟宗三均十分推举胡煦：“清世易家，独胡煦犹存宋学一脉，其《周易函书》颇有新意，足以羽翼前贤，治易者不可不究心此书也。”
《列子》所饱含之最深刻人生教诲，莫如“多歧亡羊”故事，写尽全人类终因“信息繁多过度”而迷失自毁的命运。
一切人、一切生命，出于人在宇宙广大存在中之渺小性，唯能以“仁”相互感通、相互怜悯、相互扶持，以度过这个——残酷而无谓的一生！
杨朱子之立论，颇近于老、庄、列之道家学派，主张超越世俗评价，“齐生死、贤愚、贵贱”而逍遥于物外也。
中国人最重“中”德，即“齐”德也：《诗·小雅·小宛》曰“人之齐圣”，孔颖达疏曰：“中正为齐”，中正之美，天下共爱之、敬之、效法之也。
世俗之人大多玩物而丧志，皆因不知“外物”之“来也无故（缘由、逻辑），去也无影（归宿、逻辑）”。
孔子者，乃全人类之最出类拔萃者，孟子所谓“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此乃千古定评。
伟大的中国哲学家列子，名列御寇，生活在春秋末年、战国初期的郑国，作为晚周诸子之一，与老子、庄子，合称“道家三圣”。
西欧远古巨石文明的缔造者们，很可能从一个更为古来的文明时代继承了天鹅座的信仰，这个时代称为“中石器时代”，在距今10000年至6500年前后，西欧人逐渐从游牧狩猎和采集阶段，向定居与原始耕作的文明生活演变，天文观测及其远古科学，恰是其生活所必需。
西方只是在“政教分离”的近代，才回到人类历史的正大光明之途——中国文明的治理模式之上。
太初有道，道以图示。宇宙之道者，天地秩序、自然生态、人文轨仪之所出也；神者，非实存，乃人面对宇宙运行、自然生态以及天人互动之奇妙莫测，感慨之谓也。
天文星历之学的考古发现（天文考古学，1980年代勃兴于欧美，方兴未艾于全球）一再证明，各古典文明的各种历史记录完全可靠，有力地驳斥了胡适、顾颉刚等人民国初年草率地错误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理论之荒谬无稽。
你是宇宙的中心，无须思虑或抉择，你被置于上天雨露的润泽之中，一如受宙斯倾慕的达娜厄，酣睡懵懂之中，承受了解放的金雨。
在美国西北部洛矶山脉地区，生活着印第安人的黑脚族，“黑脚”的印第安寓意是“天地赞美”，该族至今流传着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
在我看来，电影以及一切书写，都是为了表达人类本性中深深蕴涵的、那宽广无垠、豪放不羁的自由，那从家庭、社会羁绊以及性禁忌下自我解放的勇气、决断与自由。
惟知天（宇宙）者，乃能知人生，反之亦然。天与人，在本体同一、在交光互照中，彼此成就。
思考、探究天文-地文-人文之间密切吻合的大一统宇宙生命秩序，必须懂得一个能镌刻、雕镂出全球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风貌的重要天文学概念——“岁差”以及“岁差纪年法”。
“全世界的原住民都笃信我们（人类）发源于宇宙……几乎每一个角落的民族都深信地球上的生命发源于地球之外。”
时光17000年的悠久岁月，伏羲时代的星光，依然照耀着变易无穷的人世，照耀着浩瀚无垠的时空，此之谓：永恒。
天上群星、地上万物、人体百窍，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圆球体或椭圆球体的轨道运动，其间，真气、光、声息、音律、五行、时序等所有明暗、阴阳物质的生命运动过程，具体呈现为数链式的链条运动、精气式的流水运动和光态气态的轨道运动等太极形式与太极韵律。
宇宙万象、人生万端，仅是终极实在（道）贯彻自身（自是其是，德）的一段或灿烂或黯淡的过程而已。灿烂人生或黯淡苟活的人生关键，在于人自己！
在我看来，能在文学写作和哲学思维两大领域均创造出辉煌成就的当代经典作家，只有一位，那就是有“作家的作家”、“诗人的诗人”之名的阿根廷人博尔赫斯。
什么力量主宰着这一切，使岁月、人生、爱情、青春等一切价值，全都被抛入逝水，从而“一去不回头”？还有什么是值得珍视、记忆、传承、坚持、拯救的东西？
人的孤独，由三个尘世存在的根本要素构成：一是人是有欠缺的实在，即：人分享了宇宙神圣，人却又与终极实在、宇宙实在（道、神、自然大生命）恒久处于分离、隔绝状态，因此，人陷于痛苦。
中华文明是天地人大一统生命秩序中保有伟大意志与自强不息精神的文明，堪称“龙的文明”。今天追溯中华龙文明的脉络，就要从伏羲时代的文明创造与伟大智慧谈起。
舜帝要求大禹等众臣绘制“五彩龙”，不仅要运用于宗庙彝樽等建筑、祭祀器物之上，更要运用到天子、诸侯、士大夫的服饰规制上，“龙”与日月星辰、山脉河流、花朵等一样，成为整齐国家、感召天下的伟大象征与精美神奇的传播符号。
晚周圣哲孔子及弟子，在为世界哲学的最高宝典、中华最古老经典《易经》所写的哲理性诠释《十翼》（《易传》）中，把原龙之象加以提炼升华，也为《易经》这部“龙书”插上了翅膀，使之具有哲学与诗意想象空间。
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但龙是什么却说不清楚，这未免有些尴尬！多种专著讨论，也莫衷一是，关键在于没有把龙象、龙魂等外在形态和内在精神，纳入“中华文明传播”这一总体哲学框架中加以理解、把握。
中国现当代的白话文学作者，唯一值得品鉴、研究的，只有海子。
长久以来，总觉得对六经之首的《易经》理解得非常肤浅，仅能就孔子《易传》、熊十力先生《乾坤衍》的人文哲理进行解读，却对经文的主体部分——经卦体系不甚了了。
孔子《春秋》宏大隐幽，董仲舒《春秋繁露》将儒家政教精华与阴阳五行家等诸子思想融会贯通，确立了中国儒学道统；尤其是《天人三策》应答汉武帝有关国家长治久安的三道策问，言简意深、指示精确。
1862年1月23日，在布鲁塞尔的一家旅馆里，距离波德莱尔去世，仅剩的最后五年的一个瞬间，诗人突然感到一阵晕眩，他摇晃着倚靠在家具上——死亡逼近了。著名批评家圣勃夫读完《恶之花》后说：“您一定受了很多苦，我可怜的孩子！”
启蒙主义的现代神话，用喋喋不休的现代传媒来蒙蔽大众：“你目前的生活就是最值得过的，你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是史上最好的，此前的时代不是蒙昧的就是僵化的，总之，好好干，一定发财致富，一定……”
如果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渴望一下子革新人类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机会来了，那条将给他带来不朽声名的道路，就敞开在他眼前，笔直而一无障碍。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写作并发表一本小小的书，书名极其简单，几个普通的词足矣：“我心赤裸”。
波德莱尔在《我心赤裸》里坦承他对一生孤独的生活方式的感觉：“孤独的感觉，始自童年。即便有家人，即便常在同伴中，（仍有）注定永远孤独的感觉。”
沉迷之爱、肉欲之欢，似乎是大自然赐予一切生命体的最大愚昧和愉悦之源，既是一切感官生命的幸福感、强大感、满足与充实之感的最大源泉，也是众生痛苦之根源。
在《恶之花》再版序言中，波德莱尔辛酸自嘲道：“这本书将会成为您一生的污点！”
对世俗秩序的拒绝，谓之伟大拒绝，或大拒绝。希腊晚期哲人第欧根尼，躺在雅典街头晒太阳，亚力山大大帝走过这个奇异哲人，不禁伫马俯身，问：“你需要什么？”第欧根尼平静地回答：“我只要被你挡住的阳光！”
中华文明的古典宪政遗产，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资源：儒家士大夫的精英民主制度，比起西方近代的多党普选民主制，具有不可替代的稳定优势。
在混乱纷繁的世俗生活和个人生活中，假如你能设立一个神圣的点，即你的热爱、你要做的事，无论世俗评价如何；那么，极其神秘地是，以往那些分崩离析的、或否定你的热爱的事物，就会慢慢朝向你的意志、你手头的事情、你的那个神奇之点。
孟子曾概括史上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三件大事：一是“禹抑洪水”，一是“周公兼夷狄、驱猛虎”，三是“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
深思孔子《春秋》，乃知孔子周游列国、苦口婆心、上下规谏，意在维护人类文明的各种成就（道德人文与政治技艺），不因内外战乱而毁灭，实乃提炼、萃取上古文明治理精华，褒贬当代是非，开启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之万世太平之宝典也。
《尚书》与《周礼》乃中华文明观念与制度体系即中华古典宪政之“大宪章”。其中，尤以《尚书》开首六篇文献《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和《禹贡》最为根本、紧要。
文明的本来涵义，在“文”与“明”这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精神层次、生命境界上，是人类不断建构、确立、扩展、提升、完善的伟大历史进程。
人间的每个角落，都轰鸣着物质与情欲，喧哗与骚动，却无任何意义可言；若有，仅为掩饰或短暂遗忘“各自相同又不同的”——不幸而已。
中国古语“学有本源，器成远大”，经学为人生树立大根本，史学为人生探得大源泉，本固而枝荣，源深而流长，生命如参天大树，如浩瀚江海，汲取不尽，人生必立于常胜之地！
夫人之本源，始于天地、父母，承于姓氏血脉，传于家学教养、师道庭训、友朋规谏，人之一生，当奋力弘扬天地、祖先、圣贤之德，傲立天地、光照四方而垂诸不朽者也！
眺望着本体空虚的大海，人们除了兄弟之情，除了肉体的交合与灵魂的爱惜之外，又能如何呢？
孔子儒家思想的精华，在于超越乎利害得失之上的伟大仁爱精神，为道义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
恰如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比希腊诸神灵更神秘的，是莫测的“命运”本身！
人生在世，必须时时面对自身以及全人类生存的最大道德难题：既然人人都是有死的，那么活着的意义、坚持的意义，又何在呢？
自伏羲太昊时代的天文历法书《河图易经》确立了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大秩序，中国人萃取精华、奋进不息，以高超的世俗智慧引导人类进步、传播文明价值，中国始终是全球人文主义的最大源泉。
人类自获得清晰的历史记忆，“存在”了5000年之久，又有多少“进步”可言呢？譬如，围绕“存在”，柏拉图写出了卷帙浩繁的“对话录”，读之令人生厌。
孟子曰：“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意谓：完善的政治治理，可以使国富民强；完善的道德教化，可以使国家稳固如磐石，获得百姓心悦诚服的拥护；这一判断历史功过是非的“黄金法则”可以验证一切时代、一切社会。
儒家饱含治国理政、维持世道人心于不坠的博大深湛的政治智慧、文明经验，是中国兴盛之本。
“孔门世家”的高尚优美的生存境界与博大深湛的学术-文化传承系统，遂成为全社会呼唤的一种弥足珍贵的道德精神、不计利害而以道德、人文技艺或艺术审美为终极追求的“贵族骑士精神”的伟大表率。
由于近代中国历法照搬西方中世纪天主教会那部低俗错乱的格里高利历法（西历），造成中华民族在天文历法、生活时序等诸多方面的深刻颠倒与紊乱。
人世间最值得惊奇之事，就是现象的不息涌流，就是这杂乱无章的事件、懵懂青涩的少年、各种纷繁事物汇聚而成的洪流，这洪流不断从一个隐秘的源泉深处汩汩涌出，然后又永不衰竭地流向一个更隐秘的归宿，如此循环往复，错综驳杂，无始无终。
黄金时代，堕落为黑铁时代，是古今权贵阶层的基本人性（如果还残存的话）被无节制的、放肆扩张的金钱、物欲、虚荣、独断而私揽的权势制度所彻底腐蚀与淹没的结果。
中国古典学问，融会、贯通、超越天人、物我、古今、中外等诸多近代西式学科妄造之分别、区隔，从每一种观察角度之上的更高境界，一番翱翔、沉潜、品鉴，反复予以萃取、提纯而凝成，故而，非历经某一个体、某一族群之生命经验、历史经验之丰厚历练、渊深检验，不足以道其仿佛。
孔子学说，作为中华古典宪政秩序与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核心，在《论语》最后一章“尧曰”的首节，予以重要揭示。
在古希腊人眼中，在诗人笔下，神不是某种超绝于人世的抽象存在，而就是“大地和广天结合生下”的大自然的产物，是大自然中最美最强的生命，是浩然无息、完美绝伦的宇宙生命力本身，它不局限于一人、一物、一时、一地，它绵亘古今、磅礴万有、广大无边、不可穷尽，因此称“神”。
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能说清楚一个根本问题的两面：首先，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恰如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所言：“由于问题的晦涩与人命的短浅，这一问题永不能获得解决”；其次，既然世界的意义不明，那么，人生的意义，岂不更加晦暗不明了吗？
孔子《六经》为冠冕之中华典籍之富、文采风流之美、博采众长而又通达时务，真圣人之家学、家风、私门授受之冠盖古今之学也，观孔门一家之学、之教、之风，则国家之兴衰涨落，灼然在目矣！
向现代思想教父、随笔这一文体的创立者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致敬，写一组蒙田式的文学“随笔”，这组随笔偏重对西方文化的品鉴、感悟与评论，揭示西方文明与中国古典文明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大厦的基石，是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秩序的伟大建构者，是中华古典宪政体系的伟大实践者。
孔子以强大坚韧的生命意志、昂扬向上的生命精神，为全民族“寻回生命的原点”，将物质界现存的一切，奋然提升为道德界、理想界的国体、国魂、人道等终极真理，使历代仁人志士获得内心的自由成长与内外的道德激励，为一个“天下大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美好社会而奋斗不息。
天道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中国人以一个博大的宇宙图式予以概括，即取象于日月升沉、盈虚之“易”。
中国人恒以“天下”为世界之总称，显出眼力之恢弘、思力之高超：天者，万物之本源、宇宙之本体，凡人间可见或不可见的一切，均出于天，皆在天的宰治之下，万物莫不遵天而行，故谓之“道”。
